我是如何进的浙医大药学系？

        现在当我们在帮自己的孩子选大学或给朋友出主意时，总是把小孩的兴趣放在首位。可我们那年头选大学，除了怀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对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或不要干什么却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能轮上上大学就已经不错了，那时并不知道有大学排名之�，更没有一本，二本之说。

      上大学之前，我是浙医大制药厂的工人。在此之前是湖滨街道向阳院办公室的志愿者。由于会刻钢板，出墙报，指挥街道老大妈、大伯参加歌咏竞赛等，街道党委的丁书记有些赏识。因此当浙医大药厂来街道招工时，我是被推荐的人之一。但丁书记没有想到的是，来招工的人曾受当时药学系主任许殿英教授之托对郑永年的儿子要有些照顾。许叔叔是我父亲解放前老浙大的同寝室好友，是地下党员。虽然父亲一辈子入不了党，但这却没有影响到许郑二家的来往。记得小时与其子许亮--- 可能是天底下最顽皮的小孩--- 有许多有趣的回忆。紧靠西湖电影院有一家杂货店，春节时，一把大铲子从人行道上的树杈上吊下来，一大汉挥着铲子炒糖炒栗子，熊熊炉火夹着粟子的�响声和那香味，令人嘴馋住步。这时亮亮会手里拿几颗鞭炮，趁大汉不备，投入火中，那鞭炮便几声响炸把大汉吓一大跳，却是好玩。许亮后来也参加了高考，去了杭州医学院。就是有这层关系，我于是在1975年进了浙医大药厂。据说街道当时不同意只我一人录取，一定要搭一个街道的人，到底是谁，就无从得知了。

        由于是浙医大药广的工人，考大学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浙医大药学系。我是药厂大批判组的成员，受刘姓组长（记得他有一个假眼球）的委派去药学院里参加批林批孔学习，回来为他写文章。因此与系里的人有一些认识，尤其是后来张小伟来了，做了药学系的团总支书记。我又被委任了药厂的团支部书记，来往就更密切了一些。

       大约在77年的六月间，我们厂的年青人不知从哪里知道国家要公开大学招考了。此前，进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们家成份不好，我加入红卫兵，共青团都不容易。进大学需单位推荐，本人成份好，是党员。所以在当时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可是这次似乎是真的了。在父母的督促下，就把70－72年读初中时邓小平右倾回潮的教材找了出来，又把我小叔叔，这上海交大的高材生，送的文革前的高中教材上的题目统统做了一遍。药厂了解年�人的心愿，在高考前给了三天假。

        我们参加了全国统考，所有医大员工考上分数线的人被列在一张大红海报上贴在浙医大校门前的水泥门柱子上。父亲下班顺路看了海报，喜上眉梢地说我在榜首。由于浙江省考上线的考生太多，我记得又有一次省考。当时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我的第一志愿是浙医药学系，第二志愿医学系，第三是浙大化学系。这是因为父母亲舍不得，不愿我离家人太远。那时宏大理想倒确实是没有的。

       进大学第一天去报道，又有一些周折。老师说你是在医学系第七班，我说不对呀，我是报药学的，可他一定安排我去医学系宿舍。当时没有身份证。后来去找张小伟，问他我怎么会派到医学系了？他说不对呀，你应该去那个摊头报道。后来才知道，77级有二个郑伟，一样的名字，一样的年纪，一样的高矮，一个学医，一个学药，两人都有美好的妻子，都有两个小孩，现在都在美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一大教室印象

        二十五年前，当你迈入浙医大校门，迎面而来稍偏左些是一排平房大教室，里面有阶梯，是木头做的，走起来咯咯作声。教室没有音响设备，如果坐在稍后一些，老师中气不足的话，你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所以当时学生衡量老师好坏，中气是否足有很大的比重。生药教研室的薛祥骥老师中气十足，讲课很好。但我第一次认识薛老师却还更早一些，也是在第一大教室，想来但却有些内疚。在我们进大学时，正好是文革结束不久。一些事情还是按照文革的习惯在做。不知为什么原因，薛老师和一些老师、行政干部被指右倾翻案。学生也要参加学习和批判。由于我算是了解一些药学系历史的学生，所以就被指派写批判文章并上台发言，被摊的批判对象是薛老师。

        要写文章，自要了解薛老师的“反动言论”，记不得文章里写的什么内容，但少不了一些文革的措词，如“坚决不能…..”, “坚决拥护党中央…..”。但“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却是没有的。批判会是在第一大教室。薛老师站在台上，低头不语，目有所思，很有一些幽默感。

      可就是一年以后，我们在同一教室里听薛老师的生药课。当年的晦气荡然无存，他把一张张的草药大挂图挂在黑板前，从大教室左面走到右面，讲解药性药味，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很来劲，真是如鱼得水。这第一大教室实实在在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进展。

       第一大教室也是我们药学系学生和医学系学生共修生化课的大教室。当时的学习还真是自发的自觉，谁也没有逼我们怎么的，但是大家都不想拉下来。于是上课占个前排的好位置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班的范公浩是全班的活宝。公浩是文娱委员，身体不算太高，但非常结实，脸色红彤彤的，一看就有使不尽的力气。他每天起的很早去锻炼，于是就把我们的书包也包括他喜欢的女生的书包全背上，把前面的位置全占了。医学系同学比较宽容大度，也不跟我们硬争上甘岭，所以一个学期生化课下来，我们几乎都是坐前排的。当然，我们班的女生对范公浩是更添了一层好感和谢意。

       第一大教室给我留下另一个深刻印象的是大热天的统考。杭州的夏天还是有些热的。我们寝室有七个人。吴志骏睡在我下铺，对面是毕红钢在下，单达先在上，进门处左面一床是陶勇在下，何沙在上，右面是金陵小弟一人一床，但上铺堆满了行李。（金总是七人中唯一留守国内但是最成功的公司总经理。）七人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冬天还行，可夏天一来，可真是够受的。朝天仰睡，胸口窝着一汪汗，侧身睡，就不时觉着汗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时还有不少蚊子，得用蚊帐自然就更热了。不幸的是往往期末考试都是在最热的七月份，第一大教室只有4－5个吊扇，可不解决奇暑难耐，记得有中暑的事情发生。于是在大考时，学校运来了大冰块，放在教室里降温。当时无论是医学系还是药学系，我们用的是上二医，南京医学院和浙医大的统一教材，试题也是统一的。因此老师也希望大家能考好，为校争光。回想起当年的暑天考试，耳边仍能听到窗外知了的叫声，头顶电扇的响声，和那大教室的寂静声。当时还真不知道有空调一事。

“刁家军”

        药学系还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团体，这就是我们的“刁家军”。电影“国王的演讲”里讲的是一位口吃重的英国国王。口吃在杭州话里就是“刁嘴儿”或“结巴子”。奇怪的是来美近27了，还没见着一个美利坚“刁嘴儿”。可是进大学时光我们七七药就有不少，这可能是跟压抑的环境有关。刁嘴的人事实上脑子并不苯，就嘴慢，加上外界的紧逼，就成结巴了。我小时一有口吃，妈妈就讲：“慢慢讲，慢慢讲，急沙西啦，想好再哦（说）。”“哦不出来就唱出来好么。”这一讲不打紧，心里就更急了。所以我进大学时，也是很结巴的。

        可当时的国人对心情或生理有些残疾的人，稍缺一些同情心，常有的是取笑。别人会学我们刁嘴的样，张眼顿首，觉得挺好玩的。刁嘴的人嘴上功夫自然是不行，但心里还是很有数的，于是我们几个刁嘴儿就成立了“刁家军”。二班的陈景石是解放前生的，就成了司令，我名叫郑伟，自然成了刁家军政委。还有我们一班的王小路，王真，二班的陆军，吴斌。好象章建华和林英占也有些刁的。刁女生也有，但我们没刻意去发展。我们刁家军成员之间相处一直很好，嘴上不说心里明白。嘴刁了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举措，却过着平稳安逸的小日子，直至如今吧。

情书及其它

        刁家军的王小路是我的知心朋友，不仅是由于我们同病相怜，更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学业爱好。现在小路在德国成家立业，我在98年在迈阿密开全美神经科学年会时还见到他，个头没变，更成熟了，是个知名的神经科学家。可刁嘴似乎进步不明显，没有大变化，讲到刁的地方，他就用英语搪塞过去。若乎英语也发“刁”，他就说德语，反正我能意会。

       小路跟我实习时是在一起的，那时我已有了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太太）。但小路还在寻访，由于嘴笨，他就想用书面来表达。因为我写过一些东西，又有些小经验，就自告奋勇地为小路代写了情书。有些进展了，我又跟进写了一些，到底几封，我已记不清了。但讲的都是刁弟心里想讲但嘴里讲不出来的话。时至今日，还能品味出我刁弟当年青春躁动的心景。

        这写情书一招还真的在美国又露了一手。86年来美在图森读研，当时中国学生少之又少，整个大学只有三、四十人。于是就找美国学生玩。我导师的侄子在亚利桑那大学读药学，叫约翰。约翰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结识了来自台湾的一位学生姓何。小何与我一起修分子生物学课，于是我们三人就常在一起玩。那年约翰去了台湾，小何招待他住在自己家里。小何的妹妹是位小有名气的歌手，小名叫妞妞。我看过她的CD的封面照片，很美丽动人。几天的相处把约翰搞得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回美后连平时常谈的圣经故事也不谈了。我就问他是何事，他也很坦率地说，是想妞妞了。我说那你就给他写个信什么的（80年代末还没有email）。他说不知道如何写，因为他是学药的，天生不浪漫。这一下，我为刁弟操作的一手又可以展示一下了。于是我就问他我用中文给你写一封love letter 如何？他当然事求之不得。他买了啤酒，我就提笔写起了情书。那时，我太太在中国与我分离远在地球的那一端，那思念之情也促使我写下了也许真是动了真情的情书。记得是写在一个付了邮费的信纸上，很便宜，写完了内外一折就可寄走了。

        过了不久，小何来我实验室找我，跟我说他妹妹来了。我说那太好了，约翰要高兴死了。可是小何并不以为然，他说妞妞想见见我。我说好啊，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因为约翰有一辆很棒的跑车。可小何有些神秘兮兮地说，妞妞想与我单独见面。哇差，这下可完了！一封情书开了一个国际大玩笑，不说我已有家小，光是跟台湾女星一事，国人就会认我出卖祖国。说真的，当时国共还不是很要好的。后来我还是没敢去见妞妞。那是86年的事，想想现在太太可能不会惩罚的太狠了，于是就斗胆抖一下丑。

助教之歌

        说起文艺体育我们七七级可真是人材不少，医学系的方向明女一号和李阳男一号暂且不说。药学系的体育明星有范公浩的短跑，王建军的跳高，林武的篮球，窦卫锋的排球，张伟建的足球等等。文艺上更有郑江的手风琴，马晓薇的女中音，我和王祖明可能是交谊舞的热心人。记得每周，一到周六（那时一周是六天工作，周六下午政治学习，星期天才休息一天），我们就擦皮鞋，用梳子蘸着水梳头，准备晚饭后的舞会。

        舞会厅放在饭堂，地下还打了蜡，放音响，吊彩带，很是起劲。我和太太蒋近文就是从舞会上认识的。在我们2012年美洲同学会相聚时，我还坦白交代了一些阴谋，包括让范公浩捎字条，少年宫旗杆下会面，和约徐勤与蒋近文一起去里西湖散步等见不得人的事。

        可这里要提的是我和师弟郑江做助教时的事。郑师弟是位不可多求的才子。弹得一手好手风琴，高个、鹰鼻，帅极了。记得86年开春，校里面留校的年青人多了，校团委组织了职工歌咏比赛。我和师弟还有师妹方向明都留校，在方瑞英和章元沛老师主导的药学系药理教研室工作。研究课余之间，郑师弟还会拉上一，二曲。我也跟着哼上几声，渐渐地就萌发了男声二重唱的想法。

    有一个周末，记得我写下了一些句子叫“快乐的助教”，歌词大意是：

       助教，助教，我们是一群热情快乐的助教，

       助教，助教，我们是一群献身教育的助教，

       青春-- 在我们的热血中沸腾，

       歌声-- 在明媚的春光中飞跃，

       我们热爱祖国，

       我们热爱学校，

       我们是一群热情快乐的助教。

       郑江为此谱上了曲，还编了两个声部，他唱主部，我唱辅部。不知他从哪儿又拉了一个鼓手和吉他手，加上他自拉手风琴，这歌还是蛮有节奏的，欢乐，跳跃，很阳光。

       于是我们参加了歌咏比赛，那次事实上团委早已料定马晓薇是一等奖。那马晓薇是谁呀？是从海政文工团来的！专业演员水平，气质好，身材好，声质特醇厚。然而由郑伟作词郑江作曲，两位共同演唱的男声二重唱却赢得了人气，不知那年头我们是否有＂粉丝＂，反正一曲未尽，掌声已要下一曲了。后来我们这自编自唱的助教（谐音成了＂猪叫＂）之歌演变成了“猪叫之歌”，除了“猪叫”之外，我们还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等。只是没有美国的洋歌。因为事先团委没料到半路上会杀出两匹黑马，奖品也没准备全，虽然我们的“助教之歌”得了特等奖，但郑师弟二个月后才领到另一份�品。

       于是我们又被邀请去不同的地方演唱，每次都会有一大群的学生粉丝来捧场。后来校里通知我和郑江去参加省里的比赛，可是那时我已决定于8月6日来美国，不久郑江也来了美国。我们经常在美国毒理学会的年会上见面，遗憾的是这“快乐的助教”之歌至今还没有重吟一遍。

      然而，对药学系的感受却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