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即1994年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在一个月内失去了正副系主任两位老师，真是“黑色的九月”，两人均只有五十多岁。系主任刘志强曾到美国留学二年，后又去过西欧、日本等国考察，去世前不久还到英国访问进修半年，是博士生导师，按理说正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好时光。

    刘志强和副系主任徐宗藩与我都是学化学的，刘毕业于浙江大学，徐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们三人均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先后调入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当时只有三十多岁。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出过国门，既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也见过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都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兴奋、努力。

    徐、刘两位老师在科研、教学工作中都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的。徐老师在九月初患脑溢血过世，他担任过原浙江医科大学的科研处长，所以开追悼会那天除了本校领导师生还有很多在杭高校科研处的老师来参加，灵堂挤得满满的，可见他人缘很好。开完追悼会回学校时，我和刘志强坐同一辆车子，平时乐观开朗的他，一直沉默不语，我记得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开我的追悼会大概不会有这么多人吧！”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开玩笑的话，因此也没注意，可不久后他竟患抑郁症自杀了。可见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有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当然两方面都是互有影响的，徐宗藩的死生理方面是主要的，刘志强的死心理方面是主要的。

    徐宗藩较胖，待人随和，我们常叫他徐胖子，他有高血压，但不太注意，工作起来不顾一切。有一天我听到实验室有他的声音，以为他在上实验课，过去一看，他竟给一个研究生在上课，黑板上写满公式，手上身上净是粉笔灰。我当时很感动，因为我给研究生上课从来不用黑板，在办公室拿一张大纸写公式符号等，再指定几本书叫他们自己看。

    刘志强是瘦高个，大家常称他刘老板。我和刘认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在杭州民生制药厂工作，刘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淄博的新华制药厂，因技术交流我出差去山东他那工厂而相遇。当时他正办手续调回杭州与爱人团聚，在我还没离开新华制药厂时，他要先回杭州，临别前他特意到招待所看我们。人较幽默，说话直爽。我真难想象，能度过文革中的艰难岁月，而在生活较美好的今天竟会轻生。我总觉得人要知足常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我们对社会、时代和人生的责任。

    徐宗藩的墓在杭州郊区，刘志强的骨灰听说安放在宁波阿育王寺，不知是否是生前交代的。我大概学不了庄子的潇洒，晚年丧妻鼓盆而歌。我总感到徐刘两人死得早了点，如果和一般人似的，退休后老死也许更能为大家所接受。

    四校合并之后，原浙医大药学系成为现在浙江大学药学院，新的药学院大楼不久将耸立在美丽的紫金港校区。如果真有什么在天之灵，我想现在药学院的发展一定会让徐刘两人高兴的。而我们活着的人也不应忘记历史上他们对药学院以及学校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兹抄录浙籍诗人徐志摩的几句诗作为对徐刘两位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怀念。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