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巨人迈步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今年又迎来了浙大药学院百 年华诞。这百年的前四十年，几乎都是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争扎中闯过来的。特别是1937.7〜1945.8这八年抗日战争是浙大有史以来最艰困的岁月，竺可桢校长知难而进，毅然担负起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跋山涉水，转辗从杭州、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将校本部、工学院、文学院与师范学院设在遵义，理、农学院设在遵义以东60公里的湄潭县，大一新生全部集中在湄潭县所属的永兴镇。每年新生入学，竺校长必亲自与新生谈话，他语重心长，务真求实的求是精神与读书育人的谆谆教导，令人永铭心间。难以置信的是许多笨重的机械如发电机、数万册中外图书、近百架高倍显微镜等实验仪器也都请进了山沟。浙大师生以无比的智慧与毅力办学，成就斐然。当时的中外记者将浙大锐意西迁之梦成真的事实，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相提并论，获得了“文军长征”的美誉，可见浙大这支“文军”迁校影响深远。下面就笔者记忆所及写随笔数则，以饷读者。

(一）“东方剑桥”出在中国贵州山坳里，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迹。

由于贵州气候湿热，跳蚤、虱子、臭虫、蚊蝇、蜈蚣、老鼠叮人的小黑虫等天敌无奇不有。我们这群被日本鬼子逼进山区的青年学子面临这些天敌岂肯罢休。当时DDT等高效杀虫剂还未面市,化学系师生就自制应用了。学生的食、衣、住、行，有不少趣闻。我们的菜碗是由废煤油箱剪焊而成，将菜�一格为四可盛四个菜，每周有一至二次荤菜（肉食为主），八人一桌，都站着吃，好在没有抢食现象，因为都是自由组合的男女混合桌。由于年青人饭量大，饭筒菜筒总是一扫而光。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常主动让食，自己上街“补课”。我们衣着很简单，换下的衣被，由附近的农妇收洗或缝补。说到居住，分到住会馆楼阁的可以高枕无忧，最后分到底层，在土制水泥地上铺稻草后，以统铺入寝的，跳圣、虱子入侵就难逃一劫——笔者就是受害者之一。当时在身上捉虱子的情景，令人终身难忘。好在时间不长就彻底消灭了。大二迁居湄潭或遵义后，大家都分到正规宿舍，读书也安心了。说到晚自修，在永兴时都用桐油灯，烟灰飞扬难受，以后改用豆油（或菜油）灯情况略好。自遵义费巩教授发明了费巩灯后，不仅照明度高，烟灰也显著减少。由于费教授爱护同学讲民主，竟遭到国民党特务暗算，费教授的失踪，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浙大也因此成为日益壮大的“民主堡垒”。

再说说“行”。特别是晚上或雨天更能体会到“行路难”。由于战时没有电池（供军用还不够)，晚上行路，路远用火把，路近用硫磺片（木刨花上涂上硫磺）。雨天，由于没有橡胶，套鞋买不到，大家都用钉鞋，它套在布鞋上再走，很不方便。雨伞都是桐油纸伞。再说当时用的蓝墨水，都是自己买染料用开水冲制的……总之，当时的生活，以“艰难困苦”四字描述是十分确切的。

然而，艰难困苦生活的另一面是教授老师们与学生共同探索与创 造未来的光明。当时，浙大教授们在国外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在数学、物理与生物遗传学方面的论文，水平都是顶级的.引起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的关注。他以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身份，先后于1944年4月及10月两次访问了浙大。他在贵州这个山沟里会见了许多英语说得很流利的、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专家和学者，如竺可桢、梅光迪、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钱宝琮等十几位教授。更令他心悦诚服的是：

• 在山沟沟里自己发电供实验室应用，物理、化学、生物各系的实验课程一应俱全，这在当时的战时中国是少见的；
• 每周周末，各系都有学术报告及读书报告这两种雷打不动的报告会。前者是教授、副教授们为主的科研报告及学术讨论会；后者是助教及毕业班学生的读书，毕业科研论文报告。
• 参观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后令李约瑟连连叫好。当他看到山沟里有许多外文图书与教科书时，他才知道学生们都是直接阅读国外教科书、教授们都直接用英文术语讲课时，李约瑟恍然大悟。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高水平学术论文是不足为奇的。

令李约瑟最感动的是图书馆阅览室里挤满了查书借书的学生，他 们似饥似渴地向知识进军的形象叫李约瑟由衷地说出了“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这也是他离别前对浙大教授们说的告别之言。

(二）浙大理学院药学系在“文军长征”中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日军的突然袭击，令国民党措手不及，国共合作不够协调， 导致苏、浙、皖、湘、鄂、粤等十几个省最富裕的锦绣河山被日军长期占领，最后退却到最贫困的川、贵、滇山区，不仅粮油等食用品供应困难，老百姓和军队急需的医疗人员与药品尤为紧缺，缺医少药的矛盾十分突出。当时浙大生物系生理学教授孙宗彭博士为缺医少药之事坐卧不安。他回思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在施瑰宝药厂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对药物研究发生了兴趣，认为这个药厂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很有可取之处。他日思暮想萌发了想办药学系为国家培育高级药学人才的设想。早在1941年他就把想在浙大理学院增设药学系的设想向当时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博士提出。胡博士认为浙大理学院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功底扎实，而药学就需要有这些科系打好扎实基础。孙博士说他在美国结识了不少药学专才，聘请他们回国执教是可能的。最后，将诌议提到竺校长那里，经三位博士多次商议，认为中国缺少�级药学人才，由浙大担当培养是可以胜任的，酝酿了长达贰年的办学计划，经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迅速批准。1943年下达了浙大理学院增办五年制药学系的批文，校方任命孙宗彭博士任系主任。当时，把药学系设在理学院而不设在医学院或药学院传为奇闻，许多目光短浅的人都认为出不了什么人才，而事实恰恰相反，且听下回分晓。

这里再附述两个真实的小故事，说明孙宗彭一心办药学事业的 精神令人可敬。药学系在浙大设立以后，孙教授以系主任名义，于1946年向国内外老同学、老朋友和各国红十字会发信呼吁给予图书仪器等实物援助，为培养中国高级药学人才出力。发信不久，果真收到来自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各国各地的捐赠物资。其中有一位美国教授在过去孙博士在美求学期间曾无意中泄露了他巧妙摘取脑垂体的巧妙方法，被这位教授窃去发表作为他的新发现，孙博士知道后视若无睹，每次见到他照常点头相交。就是这位教授在收到孙主任的求助信后，寄来了三大箱化学实验用玻璃仪器。笔者曾向孙主任提问，为什么不控诉他偷你的技术？孙风趣地笑着说：我要谢谢他教育我懂得技术保密。你若告他，首先要找人证，证明他在场听到我的讲话。这不是自找麻烦？我见到了一位大智若愚者的清晰思路。

另一个故事是金国章系友在1947年入学后，于1950年春的一个早晨突然腹痛，不省人事，送医院后，需要动手术急救，孙主任闻讯后立刻赶至医院，毅然挥笔代表家长在手术书上签字，表示“担当今后一切责任”，终于从死亡线上拉回了一条年�人的生命。这位年青人就在2001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7年秋，孙师母不幸病逝，全系同学至浙江医院吊唁.在师母灵前同唱悼歌〔照电影Gone With the Wind的主题歌填词〕歌词是这样：秋风愁云弥弥漫散，钱塘泪潮似狂，苍天悲悯吾师终身良伴，悄悄去矣。人生如烛，有时而尽，惊起吾师惊起，摒弃哀伤，追随事业，死者安息天庭。

孙师母逝世后，孙主任没有请过一天假，终日忙于系务工作。 他的系务工作有个特点，他很少作集体训话之类的报告，几乎都是个别谈话或二、三个，四、五个人的聊天式的思想工作，讲话内容都因人而异。作思想工作有针对性，这可能就是药学系学生个个成才的缘由之一。

(三）浙大理学院药学系同学们为祖国与人类的药学与保健事业献生开路。

药学系于1944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止，其中在浙大毕业的学员共40人（1949年之前入学的），其中44级池志强、47级金国章、49级洪孟民先后被光荣地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光辉业绩众所周知，不再重复。其他37位中的32 位都是教授级别或相当于教授级别的高级工程师、还有�究所所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或国家医药管理宏观专家和十多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有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

药学系中培养出许多埋头于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教授与专家。如陈志康教授先后在浙医大及温州医学院从事药理研究与教学工作五十年，他苦心研究发现和推广的有机磷农药解毒药在全国救活了数百条有机磷中毒者的生命；浙医大的章元沛（药理教授）、南京中国药大徐黻本教授（药理教授）、武汉药检所所长周元瑶高级工程师（教授级）等都在各自专业中有很深造诣，不一一枚举了。

许多在浙大只学习一或两年的同学，他们怀着对浙大的深厚情 谊，继承了求是精神，在上海医学院药科等校完成学业，他（她）们也为祖国的药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求是学风的薪火相传，在新一代的浙大药学院中也在继续 不断地萌发新人，78级校友胡季强即是生动一例。他在创建康恩贝药业的同时，念念不忘母校，倾力资助母校的义举，值得颂扬。祝贺其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让我们谢谢他崇高的敬业奉献精神。

让求是学风像五月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千秋万代地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