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刊《浙江大学报》2007年12月21日第4版）

一
    孙宗彭教授是我们的老师，他于1895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小学毕业，因家道贫寒，只得去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后考取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22年毕业于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曾任过中学生物学老师，因巧遇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秉志教授从美国回来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1920），录用孙宗彭为助教，他潜心协助秉志教授教学，并开展科研工作。
　　在秉志先生的推举下，孙宗彭申请到美国洛氏基金（Rockfeller Foundation）留学美国（1926－1928），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动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被载入当时美国科学名人录。
　　1929年孙宗彭教授曾任美国著名制药公司施贵宝（Squibb & Sons, ER）的研究员，从事内分泌领域的研究工作。1933年底回国应聘于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生物系主任；1936年底又应江苏医学院之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江苏医学院迁至四川北碚，后又接受内迁贵州的湘雅医学院之聘。1942年孙宗彭教授应聘来到时在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在理学院生物学系任教授。
　　鉴于中国缺乏医药，尤其是高级药学人才异常匮乏，孙宗彭教授萌发了在浙大理学院创办药学系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竺可桢校长和胡刚复院长的大力支持，随即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并于1944年招收首届新生。
　　与此同时，孙宗彭教授积极参与浙江大学创办医学院的筹备工作，曾同时兼任生化、生理、药理学三科的主任，兼授课任务，积极物色、推荐有关教授来浙大医学院任职。这对初创时期的浙大医学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医学院早期几个班的学生如陈宜张等，曾听过他的授课，保留着深刻的好印象，特别敬仰他为人正直诚恳，至今深切怀念。
　　在贵州湄潭，孙宗彭教授和王成发等人各自应用化学滴定法，发现在贵州等地区出产的刺梨（Rose hips）的果实中含有极丰富的Vit C，新鲜果约为2.5%，后来加拿大Tuba等人用生物鉴定法证实刺梨中的Vit C约为1.3-3.5%，以上事实均表明刺梨中的Vit C含量远较其他任何已经分析的食物为高。刺梨是一种野蔷薇 （Rose roxurgii）果实，盛产于西南各省山岗、田畔及道旁。他们发现刺梨中有高含量Vit C，在艰苦抗战期间，对于改善人民营养有所贡献，殊属不易。

二

    孙教授创办理学院药学系有三个特点：一是确定以培养研究型的药学人才为目标，制订学制为5年的教学计划，充分吸取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生物系和基础医学有关学科的特长，与药学专业授课融合一体，为国内培养高级药学科研人才。孙教授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期间所领悟到的办学理念，就是要使学生能胜任各种科研工作，能开展多方面的药学研究，以药理作用机制、研发新药为重点，并能承担国家所需的科研任务。显然，他的办学理念在当时是颇有远见的，而当时国内一般药学院、系往往局限于培养药剂人才，与浙大有很大差距。后来历届毕业生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很好的成绩，验证了他办学理念的远见卓识。

    二是孙教授倾其全力，尽一切可能从国内外筹措经费，购置教学、科研仪器，使系内药品试剂充沛、仪器基本齐备，并有大型冰箱可供实验之需，这是当时国内药学院校所少有的。由于他在美国工作时的成就，在医药界、有关院校有一定知名度。他向美国研究部门、国际友人、Rockfeller基金会等提出正义的呼吁，说明中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办学，很需要国际友人的支援，先后收到国际红十字会、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朋友们寄来十几批大小仪器设备。这使浙大药学系在整个国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能较系统开展药物化学、药理学以及制剂学、植物化学、生药学等各项教学和科研工作，使学生在学习过程打下扎实的基础。所以，全系师生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激和思念之情。解放前夕，尚有多量在美国已经办妥采购手续的仪器和试剂，未运回国内。他十分焦急，后经多方探询，才知道这批货物已经从美国港口启运，由于获悉上海已经解放，把货物搁置在菲律宾。孙教授托人多方联系，直到1951年春，历时两年才追回已购器物，共有五、六大木箱，运回国内。孙教授的这一行动，使我们后辈深深感受到他创办药学系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充分体会到他那爱国之情。

    三是在国内、国外聘请一流的专业授课教师。当年最早聘请到的，有药理学专业的张耀德教授，药物化学、有机药物合成的张其楷教授，生药学的刘宝善教授，这是短期内药学系完成的第一阶段师资队伍建设。张耀德教授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是我国老一辈药理学家，1947年去美国NIH做研究，后成为NIH的终身研究员，但依然与系内师生保持良好的友谊交往。张其楷教授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德国Münster大学博士，是国内著名的药物化学家，他讲授的药物化学课内容新颖、充实，讲授构效关系特别引人入胜。刘宝善教授东南大学毕业，留学英国，对植物分类和中药学有特殊造诣。张其楷、刘宝善两教授后来调至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47年又从英国聘请顾学裘教授任药剂学教授，1949年请到许植方教授讲授植物化学。1951年又请到英国留学归来的生药学家楼之岑教授，他又精于药剂学，讲授了高等药剂学、抗生素类药物无菌制剂的制备和微生物学测定法等等课程。他们都是专业的著名教授，院系调整前后进入新单位，开创新事业。
　　孙教授对于浙大医学院的师资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如聘请龚建章教授从英国回国讲授寄生虫学，俞德章教授任教生理学和药理学，他们均为孙老师早年中央大学的优秀学生。浙大医学院的建设对药学系也很有帮助，如浙大医学院聘请到著名的国际微生物学权威Zinsser氏的高足刘纬通教授从美国回国讲授微生物；从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回国的沈善炯教授讲授生物化学。这些老师为药学系学生们提供了学习基础医学的良机。其中，生物化学是药学系的重要课程，沈教授为大家讲授了许多新近进展，开启知识之窗，令大家兴奋不已，迄今津津乐道。
　　上述的这些教授从欧美回国，云集浙江大学，使药学系达到原来制订的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与专业学科相融合的教学目标。
　　药学系办学理念是在浙大综合大学办学优势基础上实现的。浙大设有文、理、工、农、医、法等学院，强调文理结合，重视文理科教育。全校学生的数、理、化、生等基础课由理学院讲授；理学院学生的必修文科基础课程有语文、英文、第二外国语、中国通史等，使学生具有较好文、理基础，与药学系办学理念充分协调，基础性课程由文、理学院负责，而专业课程由药学系发挥自己的优势。
　　学校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掌握实验技术，在药学系每周约有5-6个下午是实验课，有时还需要在星期日补上。实验课除有助教或讲师辅导学生独立操作外，授课教授也大多亲临指导，还要求学生系统查阅有关毕业论文课题的文献。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在综合性大学办药学系的有利条件。学生可选修化学系、生物系或其他院系开设的有关课程，并可旁听其他系的很多讲座，接受新颖的科学理论。参加音乐文艺欣赏，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

三

    孙教授为人大度，真诚，易与人相处。他关爱学生，师生情谊十分密切。
　　浙大药学系在贵州遵义创办时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师生们不畏艰难，艰苦自励，勤奋好学。当时系里提倡“四互相”，即互相友爱，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鼓励，逐渐形成很深厚情谊。浙大自贵州迁返杭州后，解放前系内学生约30余人，自发组成系会，联系师生情谊，成为“全系一家”的和睦大家庭。系里常有师生的共同活动，或开联欢会，或外出郊游，孙教授总是积极参与，融入师生的欢乐之中。
　　孙教授培养学生很重视悟性教育，鼓励学生自觉学习，深入领会和善于实践。他曾说，古代大思想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生物学和论证科学饶有兴趣，给学生授课不照书宣讲。有一次亚里士多德给学生们每人发一条鱼，要学生自己解剖观察后，写出各自的记录，了解学生的洞察能力，然后由他提出各人不足之处，帮助学生自我提高。孙教授举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强调学生自学（Independent study）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和创新。他是把最根本思路和方法教给大家，这是孙教授培养研究性人才的高招。
　　孙教授爱生如子，当药学系学生遇到困难时，总是尽力帮助解决。1950年春，三年级学生金国章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同寝室同学立即将他送到浙大附属医院。孙教授闻讯赶到医院，毅然代表学生家长签字，担保今后一切责任全由他负，力促院方赶快进行外科手术检查。检查发现胃穿孔，严重腹膜炎，幸亏及时抢救，逃过一劫。金国章铭记此情此景于一生，鼓励着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极前进。

四

    孙教授从1944年至1949年任浙大药学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孙教授不再承担繁重的系务工作，退居二线。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进行大调整时，随药学系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后调至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
　　孙教授业余爱好弹奏古琴乐曲，他在东南大学学习时是“梅庵”琴派大师王宾鲁的弟子，有相当高的弹奏水平。“文革”期间，孙宗彭教授受到了严重冲击，仍坚持原则，充分显示出正直坦荡的人品。因夫人张儒秀教授受到不应有的冲击而离世，使孙宗彭教授的感情受极度打击，1970年卧病不起，于1972年7月30日病逝于上海。我们后辈学生们深感痛惜，并深深地怀念他的高尚人品、成功的办学理念和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作者：
朱谱强 （教授级高工，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徐黼本 （教授，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池志强 （院士，药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陈宜张 （院士，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陈志康（教授，药学系第二届毕业生）

金国章 （院士，药学系第四届毕业生）

章元沛 （教授，药学系第四届毕业生）

周元瑶 （教授，药学系第五届毕业生）

洪孟民 （院士，药学系第六届毕业生）